■羽戈

　　对政府而言，反对强行拆迁的“史上最牛的钉子户”吴苹及其家人确实是一颗尖锐的钉子，划伤了它们道貌岸然的颜面；但对更多的国人而言，整个事件却构成一面三棱镜，折射出现实中国所沉陷的种种疾病：政府的公信力问题；公民维权的路径问题；所涉及法规的适用度与违宪审查问题。

　　最后一点特指由国务院所颁行，自2001年11月1日起开始发挥效力的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拆迁条例》）。与政府眼中的“钉子户”一样，它是中国司法改革的“钉子户”———如果我们承认，现代化法治进程亦需要对某些陈旧的法规和政法陋习进行“拆迁”的话。

　　我们看到，“钉子户”、《拆迁条例》，以及它所规定的善后条款，都是极具“中国特色”的事物———辨明这一点，将便于我们纵深评论。

　　有人认为，“钉子户”这个说法，就像“农民工”，含有人身歧视的成分，应该早早废止。其实这倒不打紧，只要能给予它们合适的“补偿”，没有几家住户愿意做政府的眼中钉。其实，真正违背平等原则、带有歧视色彩的说法，系出自《拆迁条例》的“补偿”一词。如第二十二条规定：“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，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。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，不予补偿；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，应当给予适当补偿。”———很容易推想，在何种情况之下才使用“补偿”，而非“支付”、“偿还”：后者意味着两者处于经济交易的对等地位；前者则暗示，拆迁者是居高临下的强势，被拆迁者是受损失、受伤害的弱势，不然谈什么“补偿”呢？立法者的傲慢与偏见，决定了整部《拆迁条例》充斥着对公民权益的歧视和打压。

　　譬如备受批评的第十六条，规定当事人各方若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，经申请，可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。而论者指出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，实际上就是颁发拆迁许可证的部门，在颁发许可证之时，便已对拆迁人的补偿方式予以确认，再让其成为争端的裁决者，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？如果当事人对其裁决不服，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———这一款没什么值得非议的地方，问题是接下来的说法：“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。”就是说，即便官司能打赢，房子已然被夷为平地，这样搞霸王硬上弓，叫事主是笑还是哭呢？（参见昨日《羊城晚报》）可以说，正基于这种对公民意愿和产权的不尊重，与对自身信誉的不尊重，才导致部分温良恭俭让的住户成为所谓的“钉子户”。

　　追溯此一现状之根源，公认为是政府权力的过于强横。所以有人建议，政府及其所象征的行政权应该退出拆迁裁决，由司法权接手，拆迁是不是符合“公共利益”的需要、拆迁补偿是否“合理”等，皆诉诸法院进行实质性审查裁断。可解决之道，决不止于此。众所周知，政法不分家的传统一直是中国司法改革的一大绊脚石，而《拆迁条例》第十七条规定：“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，由房屋所在地的市、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，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。”更是为法院附和政府沆瀣一气提供了合法的借口。在此纠纷之中，法院本该退一步，保持中立者的身位，向政府的“强制”行动提出质疑，而非被国务院制定的《拆迁条例》牵着鼻子走，成为公权力的帮凶。

　　更根本的做法，不仅要求政府退出拆迁裁决，更要求它尽可能退出整个拆迁事务：公益性拆迁自然需要政府出马，但商业性拆迁却不必是行政指令，而是一般的民事行为。

　　不过，这里却浮现一个难题，按中国法律，住户只享有房屋的产权、土地的使用权；而土地的所有权则归于国家，如此便决定政府万难从拆迁交易当中抽身而退。换言之，商业性拆迁，主体只是投资开发的商人与政府，接受“补偿”的住户实为鸡肋。具体说来，是商人先与政府做交易，政府再与住户做交易。政府是为两重身份的中转者，怎么可能一走了之？而从收益考虑，它又怎么情愿一走了之？

　　因此，这种“中国特色”的困境，注定治病必须医本，即政府将土地所有权退还给公民，这样才能从众矢之的的烦恼之中回到守夜人的平安角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