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庆“最牛钉子户”事件的高姿态爆发，直至和解的达成，表面上创造了双赢的局面，但法律以及肩负执行法律重任的法院收获的只是悲情。这个结局让我无法想像，我们仰仗法律维护个人合法权利的希冀是否会成为空中楼阁。我因此也变得悲观，因为大众在疾呼完善法律体系确保个人合法财产或权利的同时，在充满狂热和亢奋的疾呼声中，又那么不经意地把法律权威践踏得遍体鳞伤。

　　《物权法》虽然已为私人合法财产争到了与公有财产同等的法律地位，但它并未开始实施，它的意义仅限于象征意义。尽管它的诞生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美好的权利画卷，可它从纸面上的权利转化为现实生活中可碰触的保障，技术上仍须若干配套执行细则；而更为艰难的是，执法高效率的实现，坚实的社会法律文化和社会对法律的信仰，是必不可少的。

　　但是，在钉子户事件中，我看不到大众对法律的信仰，相反，显示出大众对法律信任的矛盾。大众希望《物权法》能保住小孤楼，但他们的狂热又无视现行法律体系对法院判决、裁定的坚实支持。就杨武来说，现行法律体系已经提供了若干救济手段。虽然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对被拆迁户仍旧有许多不利的地方。如果认为需要改变这样的法律，只能通过立法机关重新修订法律，结束其效力，而不是拒不执行。这样，才能延续法律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威，而非钉子户事件所显示的，重此法（《物权法》）轻彼法（《民事诉讼法》、《城市拆迁管理条例》等）。

　　3月19日，法院要求杨武在3天内搬迁，否则将强制拆迁。3天过去后，强拆并未发生。就在这一天，这一事件的性质已完全转变。之前，杨武在捍卫自己的合法财产；之后，杨武就是公然拒绝执行法院判决。所以，“钉子户，挺住”的说法是否恰当，须作出时间界定，当法院强制拆迁的裁定下来之前，钉子户的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；但当裁定下来之后，钉子户自觉执行法院的裁定，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　　强拆屡屡推迟，法院节节败退，民事诉讼法也随之节节败退。在司法实践中，和解、调解是法院面对棘手、敏感案件时，最喜欢使用的结案手段。这种结案手段，既可以创造多赢局面，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压在法院头上的社会压力。但是，这样的结案方式，却无法诠释具有象征意义案件的法律含义。正因为法律对特殊案件诠释的缺失，无法成就特殊案件扭转社会对法律的认知、对法律的信仰。任何一个国家，如果希望法律能够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，法院的最后判决和裁决都应该是不可动摇的。尽管因为种种原因，中国的法院还不能做到任何时候都不受外力的影响和制约，纯粹地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作出裁判，虽然每每在重要关头，法院的判决总是留给大众诸多遐想的空间。

　　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可以短时间内搭建而成，但对法律的信仰、认同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。作为一个极其专业的领域，时评家对法律、判决的批评总是那么轻易而至，其中不乏不得要领或者门外汉的解读，连他们都如此不自觉，何况仰其鼻息的读者呢？

　　最牛钉子户事件没有赢家。杨武夫妇顺利得到赔偿，不是法律的胜利，和其他事件一样，也只不过是媒体介入的结果。最牛钉子户事件的示范效应之后涌现的越来越多的钉子户，因为缺乏新闻性并不能得到媒体同样的青睐，但因为法律在这类事件中并未起太大作用，他们的命运、权利是未知的。如果法律在解决“牛钉事件”中起了主要作用，其他钉子户的权益是可预期的，但很可惜，这并不是事实。（马锐 法律工作者）